上海油压工作室 我租住的是一栋三层小楼，房东名叫玛丽，是个寡妇，一个人带着儿子约翰尼生活。一天，我到玛丽房间交房租，看到约翰尼正热火朝天地坐在电脑前玩射击游戏。玛丽好像对此并不反对，一边和我聊天，一边关注着“前线”的战况，及时为约翰尼颁布口头嘉奖令。

在妈妈的鼓励下，家伙越战越勇，捷报频传：报告妈妈，我又过了一关!报告妈妈，我换装备了!就在这时，玛丽突然对儿子叫道：“约翰尼将军，请马上停止战斗!”约翰尼马上按下暂停键将游戏定格，扭过头来一脸迷茫地望着妈妈。我也十分不解，只见玛丽脸上毫无笑容、严肃地说：“刚才那架飞机，明明一枚导弹就能将它击落，你为什么要用3枚导弹?你知道一枚导弹的价格是多少?至少300万马克!你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饿着肚子等待救济?你……”

约翰尼的脸涨得通红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，眼看就要大哭起来，可妈妈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。我连忙说这只是游戏而已，不必那么认真。“打游戏也要节约子弹。”玛丽根本不买我的账，一直到约翰尼低头认错并且保证以后打游戏不再浪费时才善罢甘休。

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原以为只有我们中国人才重视孩子的成长教育，现在看来并非如此。正如台湾著名企业家喻世伟先生所说的那样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，父母为了培养和锻炼孩子，往往抓住孩子生活中的过失，随时随地进行教育，决不姑息和迁就，因为他们的教育针对性强，很少空谈大道理，所以往往更具实效。

爱心比金钱更重要
有段时间，约翰尼对中国的毛笔书法产生了兴趣，天天求我教他写毛笔字。我自然不愿放过这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，于是欣然答应。这天下午我和玛丽带他到一家华人开的书店去买宣纸和毛笔，刚走到街头，就见到一位乞丐蹲在街角正对着约翰尼笑。约翰尼犹豫着掏出口袋里的钱，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想把买笔的钱送给这位叔叔。”还没等玛丽说话，我连忙抓住他的小手说：“别这样，约翰尼，这些人都是骗子。”约翰尼疑惑地望了我一眼，轻轻挣脱我的手，继续对母亲说：“妈妈——”还没等他说完，玛丽就微笑着鼓励道：“去吧，约翰尼，你让妈妈感到骄傲。”

望着孩子的背影，我忙将自己在国内的种种被骗经历告诉玛丽。玛丽一直很认真地听着我的话，等我说完了，只见她对我抱歉地一笑，说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，但我认为约翰尼的想法应该得到鼓励。正如你所说的那样，有很多乞丐好吃懒做，专门装出一副可怜相骗取大家的同情，可是如果我们禁止约翰尼这样做，他就会错误地认为人与人之间是自私和冷漠无情的，毕竟，爱心比金钱更重要。”

约翰尼的劳动节
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，约翰尼都要自己带着拖把、抹布等劳动工具在楼道打扫卫生，从不间断。在国内时经常听说欧美国家的很多孩子为了挣零花钱，常常为自己的父母或别人打工。我以为约翰尼也是如此，可一问才知道约翰尼这样做完全是义务劳动。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到迷惑不解，顺便说一下，“约翰尼将军”只有9岁多一点，左脚有点跛。平时空手上下楼都不大方便，拖着重重的劳动工具更是摇摇晃晃举步维艰，每次都累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，让人于心不忍。可他偏偏拒绝任何人帮忙，生怕别人把他的“美差”抢走似的。天下哪有这么狠心的母亲，请一个清洁工不就完了吗，干嘛非要这么为难自己的儿子呢?

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去找玛丽理论，谁知玛丽的一番话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作为母亲她当然最明白儿子行动的不便和劳动的艰难，但决不能去帮他，否则会让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。因为他宁愿自己困难也不愿别人因为脚跛而可怜自己。现代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约翰尼因为脚跛，会失去很多优势，因此必须磨炼自己的意志，培养百折不挠、不怕失败、不怕困难的精神。而且，打扫卫生的任务还是他自己主动申请的，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。他还将这两天定为自己的劳动节呢!

玛丽的语气很平淡，可是我却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想起我们中国的那些小皇帝们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父母稍微照顾不周就大吵大闹，很多孩子读到高中了却仍然让父母为自己洗内裤洗袜子，相比之下真是令人既担心又汗颜。更可贵的是，约翰尼义务劳动既无老师命令也无家长要求，纯粹出于自愿，非但如此，还别出心裁地将周六周日作为自己的劳动节，可见是真正以劳动为乐，绝非心血来潮、沽名钓誉，而这得需要玛丽多少潜移默化的教育啊。想起在国内时，作为一名小学教师的我，为了培养学生从小爱劳动的习惯，经常以家庭作业的形式要求学生在公共场所义务打扫卫生，并且要家长签字。可结果如何呢，不但一些学生敷衍塞责、草草打扫应付了事，就连很多家长也是表面赞同内心不以为然，说我多事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后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都能克服重重困难再度迅速崛起，同时我的眼前似乎有无数奔驰车呼啸而过，耳边似乎传来世界杯赛场上德国队横扫千军的呐喊!有这样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，德国的繁荣和强大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那一夜，我失眠了……
八点四十一分
有一次玛丽和我约好礼拜六去市政厅广场玩，临出发时玛丽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请她帮忙查阅一些资料，然后再用传真发过去。没办法，玛丽只好请我带着约翰尼先走，说好八点四十分在市政厅广场东边第二个长椅处会合。

我带着约翰尼到广场后，一看已经是八点二十分了，心想查阅资料那么麻烦，玛丽肯定不能准时来了，于是便和约翰尼痛痛快快地到处游玩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了一下表，八点四十分，回头向马路上望去，只见玛丽正一路小跑往这边赶。我心里好笑，干吗那么着急呢!这不正好嘛!这么想着，也领着约翰尼向第二个长椅走去。

这时玛丽也跑到了我们面前，只见她两腮通红，额头挂满了汗珠，气喘吁吁地对我们说：“上帝保佑，总算没迟到。”说完抬腕看了一下表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只听她啊的一声尖叫，我心里一惊，心想难道她有什么重要的事忘记了?正琢磨，见玛丽深深地给我和约翰尼鞠了个躬，充满歉意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到底还是迟到了一分钟。”我看了一下表，分针刚刚移到八点四十一分的位置，心想这有什么呀，不就一分钟嘛!于是就很随意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一分钟而已。”可是玛丽并不放过自己，仿佛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似的，连声向我们道歉，直到我假装要生气了才罢休。

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怪不得以前听人说德国人的时间观念非常强，做什么事说好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，就像瑞士的钟表一样准。